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。返景入深林,复照青苔上。”
5月30日,纽约市曼哈顿一家法院的陪审团裁定,特朗普在“封口费”案中有罪。该案将于7月11日举行量刑听证会并宣判。(总台记者 张颖哲)
就从王维说起,他这首诗是公认的神秘,而神秘全部集中在了“返景”“复照”上。到底是谁“入深林”?是“人语”的源头——人吗?不是,压根就没看见人;又是什么东西“复照”?
在挪威画家爱德华·蒙克的画作《走进森林》中,观者只能看到两个粘连在一起、向森林中消失的背影,说是人不如说是“景”,眼看它就要消失在林中,不会有什么东西追进去,但是观众的视线像清场的管理员一样,兀自扫着人影的四周——树木、草、石头和青苔。挪威当然有青苔,只不过冻住了。
约恩·福瑟有一部戏剧,会令人想到王维的诗、蒙克的画。戏开场时,首先有一个吹小号的人吹一些忧伤而悠远的号声,随后一个开车的年轻人,说着“我在开车,心情不错”,然后车子熄火,他走入一片树林,这时,原本就很昏暗的灯光更暗了,人完全融入深林并成为“景”。不久,不见人的“人语”响起,是一男一女两个年长之人在说话,他们谈论走进深林的年轻人,忧虑于他的去向,显然是他父母。又忽然间,一个年轻女子闪出,像“复照青苔上”一样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,跟着她的光将她脚下的每一块石头都打亮,她去跟青年男子说话,劝男子回去,二人从舞台上走到观众席里。小号声时时不断,两个人用观众们听不清晰的方式说着话,或者说争吵。
远离戏剧的“套路”
从1993年初涉戏剧创作起,聪明过人的福瑟很快就知道何为戏剧的“套路”,剧院都需要怎样的戏。嫉妒是最适合在舞台上表现的,两个人的世界还能维持太平,然后第三个人来了,观众就能感受到嫉妒的发生,戏剧性就出现了。在早期的《有人将至》里,福瑟使出这个手段,便赢得了观众的认可,戏中的一对男女,远遁到偏僻的地方,特别想要和对方相处,可是“有人”要来,使他们感到不安。而且这个人真的来了,没有像萨缪尔·贝克特那样,无情地把人置入“等待”带来的存在困境里。
过了一些年,福瑟就尝试突破自己。在《母与子》中,他写了一个田纳西·威廉斯式的剧本,不必第三人出场,母子之间用语言和语言之外的东西(所谓“留白”)互相折磨,母亲不只是像平常都能理解的那样,对自己牺牲在孩子身上的青春和事业有一肚子苦水要倒;她并不想索讨回什么——一笔钱、一个决定或一种明确的态度,她只是不断地被缠绕进令他无法释怀的事情里,例如,她的孩子纯属意外所得。在她的喋喋不休中,孩子怀疑自己是否不该出生,这怀疑也把孩子缠绕住了。
可是嫉妒和互相折磨终究不是福瑟的久留之地。那些外在和内在的冲突,对娴熟的戏剧创作者来说,写得再精妙,再多变化,也会进入自我重复,观众永远不会厌倦观看在情欲和嫉妒支配下人与人微妙的博弈,但戏剧家是否应该追求得更多?对福瑟来说,只有向更为纯粹的“人的存在”的主题进发,创作才是值得持续的。在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前不久,他出了一本用短句写成的很短的新作《闪耀》,并尝试了剧本排演。其中,靠着黑森林的神秘存在,属于人的世界得以进一步缩减,嫉妒、对往事的耿耿于怀,都难以出现了。
剧中的年轻男子从“我开车兜风,感觉不错”开始,车停下后,他对森林有所发现。“现在真的是黑得不能再黑了,”他说,“在我面前,我看到了一个像人一样的东西的轮廓。一个闪亮的轮廓,越来越清晰。是的,黑暗中一个白色的轮廓,就在我的眼前……”他说,“我看到了一个人。”
通常,确认需要来自别人,这也是纠葛困扰的开始。评论家必须从福瑟的各种最简单的表达里挖掘意义,福瑟或许也能料到,他写下的每一个“是的”“对的”“好的”都能被解读。“是的”说明此人不需要他人的确认,他自己确认自己,如同昔日的虔诚的基督徒。他所发现的闪光里不可能出现一个和他一样的活人,或一具僵尸,或类似的什么奇物,那闪光是沿着一条通往森林的小路,“一定会通往某个地方”的小路走进去,必然要抵达的。他说“我很冷”,也不是寻求安慰的,而是在发动观看他的人的感同身受。
福瑟一直将舞台布景设得简单,使人物所处的环境不胜偏僻;他的人物的“看见”一般都是“以为看见”,为此就不难想象,这男子最终看到的东西主要呈现为声音:他父母的说话,这些话遵循的逻辑是奇怪的,支离破碎的,充满沉默和误解的,用美一点的词汇说是“梦幻般”的。最低限度的语言表达和交流,传达出了不可交流的意思,语言被用来表达“语言无力表达”这一事实。福瑟曾说他写作时更多的不是在看,而是在倾听,这都不是什么稀奇观点,只是他抵达得比别人更远一些:他使人在他的叙事空间里不只看到对神秘的追寻,而且看到了对神的聆听。《神曲》一样的调性若隐若现。
在倾听和冥想中感知神秘
福瑟长得很像他的小说《Septology》里的主角、年高的画家阿斯勒的模样,梳个马尾辫,兜里装着鼻烟盒。阿斯勒开口说话时每每如此:“我看到自己站在那里看着这幅画……”充分的反身兼抽离,将“自己”变成了“我看到”的对象,换句话说,他每每在想象神如何旁观他。
阿斯勒在画画,画面上出现一横一竖,一根紫色和一根黑色线,它们垂直交叉。“我看到我慢慢地画出了线条。”十字架隔出了空间,很奇妙,他感觉原本空无一物的地方因此有了神秘,又一个“我看到”,几乎宣告他进入了冥想状态,他在聆听,十字架在提醒他去追寻神的同时也让他明白了自己距神有多么遥远。于是他采取了信仰的方式:相信看不见、摸不着的深不可测的东西存在,相信他所知道的东西存在,存在于可感知的世俗范围之外。
不知有多少评论家说,福瑟的写作最接近冥想,甚至有人称看过他的作品后,深深感觉他“写出了上帝的表达方式”。确实,阿斯勒对画作的冥想,在福瑟的笔下,会吸引读者去感同身受他所感受到的某种柔和的光,正如《闪耀》中的年轻人使观众感受他的冷、他的梦幻和闪光对他的吸引力。阿斯勒一直在背诵德国中世纪神秘主义者埃克哈特大师的话,等他不看画的时候,他去做一些十分日常的事情:凝望窗外的大海,回想童年,思考上帝,想起来去喂狗,煎肉做饭。他的妻子去世了,他想念她,同时又尽量抑制自己的想念。有个脾气暴躁的邻居会来访问他,这时的故事就很有贝克特的意味了:二人的对话反复出现一些词句,没有确凿的意义也不推进情节。
福瑟是个勤奋律己之人,他始终有意识地与贝克特(以及哈罗德·品特等)保持距离,不过,这一点恐怕要结合他的信仰归属,才能看得更清。从1993年起,写了20年戏后,福瑟在2012年被挪威圣多明我会修道院接纳为天主教徒,而他在十几岁时就退出了在挪威居于主导的新教。在福瑟获奖后,挪威天主教会送上的一些值得关注的赞誉:例如,一位信天主教的学者、挪威语言文学学院院长尼尔斯·海耶达尔说,福瑟一直是个成功的作家,而他选择了皈依,证实了他的作品里始终存在着“宗教的一面”,他说,并不是说作品在宣扬宗教信仰,而是福瑟使用的语言里,一直就有一种“神秘的存在”。
这就是贝克特那里没有的东西。贝克特把人物的表达缩减为再少都嫌多余的语言,而福瑟笔下的话常常像一条滔滔不绝的洪流,把人物的话、内心独白和作者的旁观叙事搅在一起,而且往往“一逗到底”、不加句点。这语流虽然谈不上有什么意义,但也不是荒谬可笑的。《火畔的阿丽斯》里的这些语句,常常出现在评论者的引用之中:
“我看到西涅躺在房间里的长凳上,她看着那些老旧的东西,旧桌子、炉子、木箱、墙上的旧镶板、朝向峡湾的大窗户,她看着这一切,却视而不见,一切都和以前一样,什么都没变,但一切还是不一样了,她想,因为自从他消失后,一切都不一样了,她只是在那里,却不存在,白天来了,白天走了,夜晚来了,夜晚走了,她也跟着走,慢慢地走,不让任何事情留下太多痕迹,也不让任何事情有太大的不同,她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?她想,是的,现在一定是星期四,现在是三月,今年是2002年,是的,她知道这么多,但日期是什么,等等,不,她不知道这么多,而且,她为什么要费心呢?她想,不管怎样,她还是可以安全、踏实地生活,就像他失踪前那样,但她又想起了他是如何失踪的,1979年11月下旬的那个星期二,她一下子又回到了空虚之中,她想,她看着大厅的门,然后门开了,然后她看到自己走了进来,1979年11月下旬的那个星期二,她一下子又回到了空虚之中,她想,她看着大厅的门,然后门开了,然后她看到自己走进来,关上身后的门,然后她看到自己走进房间,停下脚步,站在那里看着窗户,然后她看到自己看到他站在窗前,她看到他站在房间里,看着外面的黑暗,他站在房间里,望着外面的黑暗,留着黑色的长发,穿着黑色的毛衣,那是她亲手织的毛衣,天冷的时候他几乎总是穿着它,他站在那里,她想,他几乎与外面的黑暗融为一体,她想,是的,他站在那里……”
“白天来了,白天走了,夜晚来了,夜晚走了,她也跟着走……”这些话每个人都会说,说出来的时候也总会带着厌世,带着世故者的颓唐,然而福瑟的耐心更好,更持续,从不抵达某个结论,让某种情绪图穷匕见——他可以把同样的观察行为放出又收回,再放出,再收回,让相同的描述一遍遍地出现。这时,画面开始不重要了,声音却响亮了起来。经历了一个“量变到质变”的转化后,读他的句子的人,不由自主地附耳去听了。
如众所知,福音是靠听的,在对倾听行为的保持中,人相信自己听到了一些什么——那便是福音,人凭着持久的专注发现它,凭着冥想,将“我”抽干成为一个空的容器而去接纳它,被它充满。如何引导人们去进入这一状态,去相信有一个看不见的第三者恒久在场,是每个布道者负有的使命。基于此,另一位挪威主教的评语就更值得玩味:福瑟的作品使人在自我认知中成长,而且“学会用智慧的柔情去观察别人的生活”。
在倾听和冥想中感知神秘,这一个体行为还可以使人学会柔情地兼容他人的存在。那些把个人套路玩得很转的文人,在公众面前免不了流露几许得意,然而福瑟从来没有。他常常提到“堕落的世界”(fallen world),然后说,如果神成为一个人的“现实”,他的信仰就达到了另一个层面,超越了成文的戒条和制度;他又对《纽约客》的采访者讲:自己眼里的天主教会,是抵抗那无法抵挡、碾压一切的经济强权——也是一种“资本主义神学”——的最有力的机构,它和文学艺术都是抵抗机构,但要比后者更强大。
挪威文学的繁荣
福瑟荣获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,会带起一波对北欧的关注。如今的挪威文学恰在繁荣期,仅就作家而言就有四大名家:以多卷本《我的奋斗》打入欧美市场的克瑙斯高是最容易被想到的名字,此外,《外出偷马》的作者佩尔·帕特森,《第十一部小说,第十八本书》的作者达格·索尔斯塔德,也都早已作品丰富、声名稳固。约恩·福瑟,作为克瑙斯高的老师,同样在戏剧、小说、诗歌多个领域丰产。克瑙斯高自己多次说过,福瑟是让他懂得诗和散文的区别的人:有一次他把一首诗给福瑟看,福瑟说,除了里面的一个形容词外,其他都不是诗。
读挪威小说至少有一个好处,就是能让你对生活中一成不变的、单调的循环不那么悲观。130年前,挪威文学艺术界有过一次大爆发,其中的支柱人物是戏剧大师易卜生,但是,福瑟的作品,尤其是他的文字让神和神秘作为“现实”,让我更多联想到的是蒙克的挪威森林,以及和蒙克同时期的另一位文艺明星:克努特·汉姆生。
读挪威小说至少有一个好处,就是能让你对生活中一成不变的、单调的循环不那么悲观。克瑙斯高《我的奋斗》里的絮叨,帕特森《外出偷马》中的空旷感以及索尔斯塔德的小说里主人公不换气的持续牢骚,都是在对一些早已对言语感到困惑和疲惫的读者发言。130年前,挪威文学艺术界有过一次大爆发,其中的支柱人物当然是戏剧大师易卜生,但是,福瑟的作品,尤其是他的文字让神和神秘作为“现实”,让我更多联想到的是蒙克的挪威森林,以及和蒙克同时期的另一位文艺明星:克努特·汉姆生。
生于1859年的挪威南海岸人汉姆生,在1890年写出一本很薄的小说《饥饿》,忽然从怀才不遇的穷小子,翻身成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文化名人。这小说和蒙克的艺术有着灵魂的契合,构成《饥饿》的全部情节的是一些完全无情节的个人讲述,一位贫困潦倒、自暴自弃的年轻作家在挪威首都四处漂泊,既没有信仰,又没有稳定的情绪,不停地撒谎又热衷于相信自己撒的谎。小说引发轰动之后,他缜密地安排各种演讲的内容和节奏,确保之后的新书继续巩固自己的成功。1892年,汉姆生的又一本小说问世,继续写一个人的狂乱冒险,此人在城镇、海边和森林里漫步,行事的动机模糊,与人为善为恶都无法解释,每每滑脱出理智而在想象中神游。这本小说的名字,叫《神秘》。
飘浮在行星之间、感觉彗星的尾巴拂过额头,会是什么感觉呢?被太阳的魔力光芒吞噬,又是什么感觉呢?汉姆生的主角这样展开对神秘的思忖,一旦进入状态,就会狂喜异常,浑身颤栗。《神秘》至今仍在被改编成戏剧上演,读完这本书的人,就像看了蒙克的《呐喊》后一样,感觉作者濒临精神失常。汉姆生用一种接近“意识流”的笔法写作,不仅企图洞悉人们所忽略的、感知之外的东西,而且想要找到和表现它们——用一种常常使人感到云里雾里、十分神秘的方式。
探触神秘,在纬度居高不下、风景一成不变地寂静寥阔的挪威,是一个绵长的传统。但汉姆生和蒙克的热情,是属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,那时肆虐一时的思潮是要搞明白世界的一切,从地表下难以看到的地层到空中无形的电磁波,从人类种族的区分到性别、颅形等等的决定意义。可是如今不同了,福瑟对神秘的想象和描绘尝试,不是通过做亢奋无比的脑中实践,他不写通过酒精、毒品乃至精神分裂达到某种狂喜的个体,而是写冥想和倾听,或者更确切地说,写下一个在无止境地冥想和倾听的人的脑流中闪现的东西。
探触神秘,在纬度居高不下、风景一成不变地寂静寥阔的挪威,是一个绵长的传统。福瑟对神秘的想象和描绘尝试,不是通过做亢奋无比的脑中实践,他不写通过酒精、毒品乃至精神分裂达到某种狂喜的个体,而是写冥想和倾听,或者更确切地说,写下一个在无止境地冥想和倾听的人的脑流中闪现的东西。
形诸文字的时候,它们往往是平平无奇,甚至使人昏昏欲睡的,谈不上“跌宕起伏”,甚至谈不上有情节,可是看起来,福瑟的出版商、评论者和读者都对他寄予厚望,都迫切地希望从他这里看到一些被普遍遗弃的东西有所恢复。这些东西存在于倾听与信仰的彼此加强之中,存在于当普通个体依然把世界视为一片陌生的森林的时候,他们内心形成的精神状态之中。那个世界虽然神秘且难以揣测,却是一个整体。而约恩·福瑟,他在创作上的最高追求,也许就是把活得太娴熟也太无聊的当代人重新带往森林。
《有人将至:约恩·福瑟戏剧选》
[挪威] 约恩·福瑟 著
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10月版
《秋之梦:约恩·福瑟戏剧选2》
[挪威] 约恩·福瑟
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4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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